列（3）是建立在列（2）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企业的财务指标（增值保值率（growth），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此时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税收征管的系数为0.0681，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试点地区，引入金税三期工程之后，其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又进一步地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财务指标中，增值保值率的系数为-0.176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在本文中，增值保值率和公司治理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盈利能力（roa）的系数为1.069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高，可能就会越有资金投入到企业管理中，从而改善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的系数为0.4386，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负债和公司治理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企业筹资的一个主要手段，企业合理充分利用借款缓解融资约束的一个作用，有利于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进行，从而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
6研究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本文是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在理论研究部分，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数字化税收征管，公司治理，以及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文献并进行总结，寻找目前学术中可能需要补充的研究，再根据有关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声誉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理论基础，探讨分析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效果。根据上述的假设作用效果进一步分析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机制。在理论研究中的异质性部分，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在不同的股权集中度，信息环境，以及在不同的避税程度的企业，其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效果如何，并提出关于异质性的理论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2009年—2020年上深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在基准回归中，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探讨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运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变量法验证信息环境，代理成本是否是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另外，为验证异质性理论假设，采取分组回归的方法，对比在不同股权集中度，不同信息透明度，不同避税程度下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差异性。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以数字化税收征管，公司治理水平分别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份和行业，进行基准回归，最后得出数字化税收征管能对公司治理水平具有改善作用的结论，验证了本文的主要论点。
第二：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采取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①平行趋势检验，改变金税工程实施时间，实证结果显示，金税工程时间提前两年，三年，其回归结果不显著，满足了平行趋势的检验；②排除营改增政策影响，保留受营改增影响较小的批发零售，制造业的企业，并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仍然显著，说明在剔除营改增干扰因素之后，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仍有正向的治理效果；③缩减样本容量，将样本容量缩减到2012—2017年，实证结果表明，在缩减样本容量之后，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再次支持了本文的论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