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帝国理论的二律悖反
第一节奈格里与哈特全球主义逻辑建构的局限性
《帝国》以“主权的道路”与“生产的道路”两条建构逻辑一以贯之，层层推进，以“资本的逻辑”与“抵抗的逻辑”两条脉络主线彼此交汇，连贯相通，建构出一种新的全球化政治秩序，看似合乎逻辑却实则暴露出了其逻辑建构的诸多局限性。根据本文行文思路，笔者大致归纳有三：对民族国家主权力量的唱衰、对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背离、对霸权主义政治现实的掩盖。
4.1.1对民族国家主权力量的唱衰
如大多数的全球主义者般，奈格里与哈特同样对民族国家持一种消极态度。认为在这个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主权日渐趋向一种衰弱，“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金钱、技术人力、商品——越来越容易越过国界，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少有力量去制约生产因素的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力。甚至最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在自身疆界的内外，也不再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①认为在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中，尽管“民族国家的确可以提供新的动力，以摆脱现代主权所带来的历史和概念灾难”①，但是“可以说从一开始，国家概念和民族主义实践就踏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尽头不是共和，而是极权。”②认为在资本的全球布展中，“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于是，这个长达长达几个世纪的辩证法似乎已走向尽头：国家已被击败而公司现在正在统治地球！”③可见，在奈格里与哈特语境中，民族国家跌落了权威的神坛，迈向了极权的可能，甚至败给了公司的存在，其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学理性分析对民族国家进行唱衰、贬低，以此来衬托“帝国”的降临。
第五章“帝国”的反思
面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喧嚣呈上，奈格里与哈特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嫁接、融合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传统，基于对现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反思，作出了《帝国》这一后现代革命的宏大叙事，这既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喧嚣情景的一有力性驳斥，亦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悲观语境的一颠覆性冲击。不可置否，奈格里与哈特对马克思的解读是富有独特性的、创造性的、政治性的，以后现代结构主义中的生命政治为框架，赋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种时代生命力，使得生产语境呈现出一种政治经济学到生命政治学的发生学转变，在资本与劳动的辩证关系中重新解构了剥削主体性的逻辑，重新建构了革命主体性的逻辑，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语境中的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意义。
《帝国》中，奈格里与哈特将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置于一种“失落”语境，以致其在诉求一种“人本逻辑”的共产主义之时，又在不自觉中重归于一种“物本逻辑”的资本主义。立足于一种“全球史观”中的资本逻辑而言，奈格里与哈特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统一矛盾视为一种经验性理解，使得资本与劳动这一对抗力学结构被弱化成一种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力统治关系；甚者将劳资辩证关系进行颠覆，以一种劳动优先于资本、抵抗优先于权力的批判维度去看待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去把握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形势，但这种经验性理解却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偏离，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放纵，一种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虚构。不可置否，二者在对生产关系进行经验性理解与颠覆性批判的过程中，始终诉求着一种共产主义属性的“人本逻辑”，可这种“人本逻辑”却在一种资本逻辑的使然中被“物本逻辑”所吞噬，以致又重归于一种资本主义属性的“物本逻辑”。而就领土逻辑而言，作为一种资本逻辑的政治拓展，二者却将国家主权进行了一种“贬低”，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始终遵循的国家间博弈法则进行了一种“践踏”，天真地认为“帝国”中的“正义战争”与“警察行动”正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一种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这是一种对领土逻辑其差异性、多样性的“祛魅”，一种对国际道德其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信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