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是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对Z世代对于社交媒体新闻的主动信息核查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起研究框架，探究了理论的主要变量信息核查态度、感知信息核查能力对信息核查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信息核查
1.概述
目前学界并没有为信息核查(information verification/authentication/validation)给出统一定义，较为通用的定义为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veracity)或准确性(accuracy)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相信或者使用该信息，本质上是对信息内容质量(quality)的评估(Metzger et al.,2003;Fallis,2004;Tandoc et al.,2017)。这样的能力可以避免让人们相信并传播错误的信息，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核查是一种需要主动付出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的行为,而大多数人平时并不愿付出这种努力，甚至认为其没有必要(Edgerly et al.,2020;Edgerly,2017;Wineburg&McGrew,2017)。
信息核查最初来自新闻业，它本身是专业媒体机构与记者的新闻生产标准的一部分(Edgerly et al.,2020)。记者通常会采取寻找并联系目击者或相关人士与机构、核查其他来源的信息、实地调查等方法来进行信息核查(Shapiro et al.,2013)。在社交媒体时代，面对复杂的信息流，记者更加依靠科技的力量进行信息核查，他们更多使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搜索功能、电子地图、事实核查工具来进行信息核查(Brandtzaeg et al.,2016)。理想状态下，新闻记者理应为确保新闻的准确性对获取的所有信息进行公正的、仔细的验证(Edgerly et al.,2020)。而研究发现，记者在写作新闻时对自己手中的信息进行验证往往是为了能与不认可他们新闻的人进行争论(Shapiro et al.,2016)。如今快速发布新闻的时限要求也迫使记者采取更加快捷的信息核查方法，这使得他们往往只基于少量资料进行验证(Brandtzaeg et al.,2016)。同时当下也不乏有记者为追求流量直接放纵假消息横行，放弃验证(白红义,曹诗语&陈斌,2021)。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社交媒体时代，即使是专业记者也可能会疏于信息核查，一部分人甚至会为了流量主动传播假新闻，再叠加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缺乏把关等问题(韩鸿&彭璟,2017)，受众在此情况下十分容易成为假新闻的受害者。
（二）Z世代
1.Z世代及其新闻消费
Z世代，通常指1995年—2010年出生的年轻人（目前针对年龄区间有不同定义，本文采取此区间定义），他们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背景中成长起来，以自然习得的方式掌握了大量信息技术和数字终端的使用技能(王润珏&张若溪,2022)。相比于前面几个世代，Z世代是从小到大成长于成熟的互联网环境中的一代，他们接触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通讯技术，对于先进科技十分熟悉(PrakashYadav&Rai,2017)。媒体环境可以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Brosius et al.,2021)，Z世代群体由此呈现出全新的特点：从思想特征来看，得益于拥有广泛的信息来源渠道、更开放的网络发言环境，Z世代群体的思想更加开放包容、表达更加积极主动、思维更加标新立异；从媒介使用来看，Z世代更多使用移动新媒体平台来获取信息，在这些平台上进行对话、分享、互动，Z世代偏爱社交媒体作为其信息的首要来源，新闻消费正经历可视化迁移；消费观念方面，Z世代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消费决策受到创意与质量的双重影响，注重构建群体认同，追随意见领袖；社交媒体成为Z世代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但社交媒体编制的信息茧房可能会导致不同阵营之间的分裂加剧(王峰&臧珈翊,2022;彭振刚,2021;王沛楠&史安斌,2022)。
媒介环境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年轻人的新闻消费习惯。调查发现，年轻人仍然关注新闻，但获知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转向了互联网，依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获取新闻(Antunovic et al.,2016)。而在网络渠道中，社交媒体成为Z世代获取新闻的重要平台，从社交媒体上读取新闻，依赖社交媒体进行新闻分享已经形成青年群体的阅读习惯。一项对国内当代青年的调研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微信)来获取新闻(任琦,2015)。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模式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给年轻群体获取新闻讯息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一）Z世代的信息核查行为
虽然有学者认为信息核查可以是主动也可以是偶然的(Tandoc et al.,2017)，但本研究只关注主动进行的信息核查，即个体主动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分析判定。根据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年轻群体并不经常进行信息核查活动。Nee(2019)通过访谈青少年群体发现，他们验证信息经常采取的手段是使用搜索引擎(Google)来搜索新闻标题以及查看贴子的评论，也有人通过对转发或者点赞某条新闻的人的可信度或者政治理念来判断新闻的准确性。目前还没有太多关于国内Z世代对社交媒体新闻的信息核查行为的研究，由此提出研究问题：
R1:Z世代如何主动核查社交媒体上的新闻？进行相关信息核查行为的频率如何？
（二）Z世代信息验证行为的影响因素
1.信息核查态度
Metzger et al.(2015)在考察青少年的信息核查能力时指出，以往研究表明年轻人无法充分或正确地评估信息，有些人甚至可能没有信息核查的意识(awareness)。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个体对于信息核查行为这一行为的喜爱程度的评估。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如果更能意识到一种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那么他可能会更倾向于进行实施这种行为，即若个体对某一行为的态度越好，那他进行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有理由推测对信息核查意识强弱会影响最终的信息核查行为。故提出研究假设：
H1:信息核查态度对信息核查行为有正向影响。
2.感知信息核查能力
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主要用来解释非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即对个体执行行为的能力与条件的感知(段文婷&江光荣,2008)。一般认为知觉行为控制是在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acy Theory)的基础上被提出的(Ajzen&Fishbein,2005)。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这与个人的胜任力、能力及执行目标行为的技能有关(Bandura,1977)。Ajzen和Fishbein(2005)认为，相信自己拥有实施行为的能力和手段的个人更有可能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由此可以推测，对自己信息核查能力更有信心的人可能会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更有可能开展信息核查。
根据Tandoc et al.(2017)的研究，受众的信息核查行为分为自我验证，即内在的评估，以及外部验证，即从外部世界寻求资源来帮助自己进行信息核查。自我验证一般依靠自我经验与知识、对来源可信度、信息可信度的感知。外部验证会通过从家人、朋友等现实社会网络获取信息或者从权威的、正规的来源获取信息，例如搜索引擎、官方机构、专门的事实核查网站等。由此将个体的信息核查能力也分为内部信息核查能力与外部信息核查能力。内部信息核查能力即个体凭借自身经验知识判断信息真实性的能力。以往研究显示，Z世代经常利用搜索引擎、阅读社交媒体评论等来对信息进行核查(Nee,2019)。故此研究中的外部信息核查能力主要指代Z世代的网络使用技能。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 10
(一)Z世代的信息核查行为 ................................. 10
(二)Z世代信息验证行为的影响因素 ....................... 10
四、研究方法........................... 15
(一)问卷设计 ................................ 15
1.信息核查态度 ................................. 15
2.感知信息核查能力 ........................ 15
五、研究结果........................... 18
(一)描述性结果 ..................... 18
1.人口统计学数据 ...................................... 18
2.信息核查态度、感知信息核查能力和信息核查行为 ................. 18
五、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结果
1.人口统计学数据
本研究共回收407份有效问卷，男性受访者180位，占比44.23%，女性受访者227位，占比55.77%。受访者的年龄最大为28岁，最小为13岁，平均年龄为20.88岁。具体年龄结构为13-17岁有28人，占比6.88%，18-24岁有339人，占比最大，为83.29%，25-28岁有40人，占比9.83%。受访者的教育程度组成多数为大学本科生，初中及以下有16人，占比3.93%，高中/中专有23人，占比5.65%，大学专科有42人，占比10.32%，大学本科有310人，占比最多，为76.17%，研究生及以上有16人，占比3.93%。整体来看，样本特征符合研究对象要求，各方面数据未出现极端情况。
六、结果与讨论
（一）研究结果与讨论
1.Z世代的信息核查行为
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