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研究选取X县出国打工者为个案，就X县这一颇具“出国打工”性质的县而言，独特性体现在工作类型的多元化，文化上的强适应性以及良好的工作态度透过个案的访谈与分析得知，涉外劳务人员“出国打工”的过程离不开“媒介”，劳务者到海外谋生工作，表面上是出国赚钱，从本质上看，人际传播与媒介在背井离乡中起着决定作用；“媒介”在他们海外生活体验中起着不可分割的支撑作用。
第一章媒介变迁中的涉外劳务人员
第一节X县：一个劳务输出的中国样板
X县位于豫南边陲，地处大别山脉的腹地，总面积为1612平方公里。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属于典型的山区县。该地区山区面积较大，其中深山区占66.2％，浅山区占33.8％。全县人均山场面积为8.12亩，而可耕地较少，人均耕地仅为7分。可耕地可分为水田和旱地，水田为主，通常分布在山间较为平缓的地带，根据地形条件进行开垦，面积较小，土壤贫瘠[1]。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地分割过细，农业生产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截至2004年，全县总人口为35万，其中乡村人口占28万人[2]。X县地广人稀，可耕地更是稀少。就当前工农业的发展水平来看，X县的土地无法支撑现有的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城镇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没有职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
X县的对外劳务输出产业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而成的。由于该县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当地居民早早就开始外出谋生。在这地理位置稍显闭塞的县境内，持护照的人达到12.4万人，占全县人口33.7%，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常年在国外工作的有8000人，占全县适龄劳动力人口10%，在全国县级市中名列前茅。1983年当时的河南省省长何竹康鉴于X县山高林密，剩余劳动力丰富，提出了由政府组织派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开发设想，并与省内大型建筑企业取得联系，主动向X县招聘农民合同工。在X县各级领导牵线搭桥的帮助下，X县国内劳务输出逐步打开局面。以中建总公司、天津建筑公司、上海住宅集团为代表的10余家国内建筑公司，先后在X县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3万余人，使当时全县近2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受益群体在当时全县贫困人口中占70%。
第二节代际区分的涉外劳务人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势必会将国际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推向新高潮[2]。20世纪不仅出现涉外劳务人员这一批庞大群体，也是技术推动媒介发展的一个高潮期，媒介迅速崛起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媒介、人这几个概念交织前行。媒介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体现[3]。将时间划分为不同阶段，既有助于考察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等基本周期的发展，又能够清晰地反映涉外劳务人员在不同阶段的情况，呈现出代际转变与媒介接触种类及程度以及他们个人的媒介素养等。目前关于涉外劳务人员的代际区分学界未有明确的解释，结合本文研究，笔者拟将涉外劳务人员与我国媒介技术变迁的时间节点进行界定。
一、依靠传统媒介和人际传播的第一代涉外劳务人员
第一代涉外劳务人员开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1993-2004年），主要是家庭贫困、为求生存而陷入绝境者居多，他们普遍具有一定的技艺和吃苦耐劳精神，以破产工厂失业工人居多，他们的技能是通过先前所从事的各种劳动过程锻练而成，这一阶段涉外劳务输出群体以男性劳动力为主。原因在于1992年，X县国有工业企业全面推行人事、劳动、工资三项制度改革，化肥厂，食品公司等企业因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单一无竞争力，产品成本价格远高于省外产品落地价格，特别是取消地方保护之后，产品无销路，最终破产倒闭。2001年3月，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制定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X县根据国有企业实际，进一步深化三项制度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技术水平低的下岗职工和效益不好的企业职工生活贫困。在工厂破产、失业的压力下，中青年男性必须承担起求职、求生的重任，许多人被迫选择“出国打工”。1994年，普通电话为中国电话的主要类型，城乡电话用户已超过1000万户，但整体电话普及率仅为3.2%。中国的通讯主要依靠传呼机（BP机）、固定电话和手机，与世界的联系有限[1]。尽管同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起点[2]。但生活在山区X县的许多青年家中连电话机都没有，与外界进行沟通异常困难。这一时期他们对于出国务工的消息主要源于传统媒介和人际传播，例如劳务公司张贴的广告宣传单，宣传横幅以及亲朋好友的口头消息都是他们能够在偏僻山区接触到的媒介，可以说人类塑造了传播媒介，同时传播媒介也塑造了人类[3]。正是这一批赴国外工作的宣传，成为X县在20世纪九十年代首次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成功例证，人们不再将国外当做“洪水猛兽”，更多的是视为“背水一战”，其中这一批失业工人作为第一代涉外劳务群体，向笔者讲述了他们出国的动因。
第二章涉外劳务人员的媒介使用
第一节涉外劳务人员对媒介的“深度”使用
涉外劳务人员的媒介使用频率极高，这与他们跨国际流动的行为密切相关，由于各国国情，政策，经济状况不同等，本文基于本国媒介基础设施变迁情况，分析各代际间涉外劳务人员的媒介使用历史概况。1949年末，全国平均每1千人仅有一部电话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90%的县城都不知道电话是什么，时至今日，通信网络已经遍布全国、光纤宽带已成为家庭标准配置、手机网民规模已达8.47亿户。中国通信在过去70年中经历了巨大变革，由原来的通信空白，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前沿，取得飞跃的进步。截止到2022年6月份，全国网民达到10.51亿人次，互联网普及率74.4%。从网络接入的环境来看，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提升1.0个小时。其中用手机上网的碾压式占比领先，占比99.6%。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33.3%、32.6%、26.7%和27.6%。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到2022年6月份，我国千兆光网有能力覆盖四亿以上住户，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85.4万个，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根据CNNIC的第50次报告数据可知，我国中下阶层都能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手机上网更是充斥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1]。
作为裹挟在时代中的涉外劳务者更是用亲身经历见证了我国媒介发展的巨大变化，他们陪伴着祖国从“一穷二白”到“发家致富”，从“一无所知”到“经验丰富”，在这样的信息社会环境之下，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传播实践。媒介是如何作用于涉外劳务人员的生活？涉外劳务人员又是如何跟随技术的进步适应于国内外社会的？
受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改革开放后中国ICT（通信技术）的发展刚刚起步，80年代全球电话用户总规模已经超过10亿户。电话的发明大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及范围，使人类的通信方式较之信件、电报及其他传统通信技术手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尽管我国在2000年左右，进入了移动电话慢慢推翻固定电话业务为主的时代，但我国偏远地区的山村因经济落后,ICT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维护等配套系统不够完善等原因，县城、农村居民固话和移动电话仍然较少。全国90%的县还未知道电话是什么。早在1982年，欧洲就已有全球移动通信系统，1991年德国拥有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1995年后被美国高通公司改良设计出商用数字蜂窝移动通信技术。1995年美国和日本已拥有移动通信的主流技术。
第二节一个20年涉外劳务者的媒介使用历程
在以往关于移民群体社会融入的研究中，个人行为空间往往也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所谓行为空间是指正在发生的日常行为场所的统称，其中蕴含着个体日常行为的时空特征[1]。它是和文化，心理及其他因素紧密联系着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涉外劳务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大市场；另一方面，信息传播手段也随之出现新的突破。而媒介化社会这一新兴传播媒体形式更是体现为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模式的转变。由于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置于一个与他国不同的环境之中去进行观察与思考。于是，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开始更多地利用媒介来获取信息。又如学者张波所言，媒介化社会形成了考察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不可忽视的背景，透过“媒介”这扇窗，可以管窥其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2]。那对于一个涉入技术变革浪潮中的涉外劳务者来说，这一媒介变迁又是如何影响其日常生活的呢？那么，这种跨文化交流如何影响到中国劳工个体的日常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其传播实践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能在其日常生活的媒介使用行为中观察。
出国务工20多年的M1对媒介使用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历。他第一次出国务工是1993年到伊拉克，由于年代久远信息技术的落后，那时的他并不知道关于“伊拉克”的具体信息，只是听劳务公司宣传“去伊拉克可以挣大钱”，具体挣多少，对于那时乡村青年M1来说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家境贫困能够到国外去打工，似乎是当时的他最好的出路。他到伊拉克做窗户加工两年，这两年间他一直靠书信跟家人交流，直到老家的一封家书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他就此停下在伊拉克的工作开始回老家结婚。结婚意味着以个人身份承担起掌管家庭生计的责任，所以在婚后的1995年M1踏上了第二次海外务工之旅，这一站他选择新加坡，与第一次出国务工相比变得经验丰富起来，他开始通过熟人，劳务局和看新闻等方式了解关于新加坡的信息，比如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有着经济与贸易枢纽的美名，气候宜人几乎常年盛夏且当地中国人口较多，语言沟通便利，回故乡探亲更方便距离更近，这些都成为M1决定好好在这座陌生国度打拼的理由。
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