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东道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其市场潜力（陈继勇和计飞，2015），用“MP”表示。由于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自然资源租金占比等控制变量具有高度相关性，因此，本文参照宗芳宇等（2012）的处理，以东道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的平方测量东道国市场潜力。如果东道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在该变量值前加负号。东道国与中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选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表 2.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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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聚焦跨国公司内部化特定优势和东道国区位特定优势，阐述了恐怖活动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恐怖活动为解释变量，以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自然资源可获取性、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双边贸易和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为控制变量，构造了动态面板模型，并以 2010-2017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33 个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为样本，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分析了恐怖活动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由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短期来看，恐怖活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下降 0.11%；长期来看，恐怖活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中国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下降0.38%。（2）恐怖活动与双边投资协定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以及恐怖活动与“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双边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降低恐怖活动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3）商业目标型恐怖活动与非商业目标型恐怖活动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具有异质性。
此外，通过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性，投资主要流向了东南亚地区，在西亚北非、南亚、蒙俄、中亚和中东欧的投资相对较少。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恐怖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本文发现，自 2015 年以来，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恐怖活动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其中，西亚北非、南亚地区安全态势严峻，仍是恐怖活动高发地区；东南亚部分国家（菲律宾、泰国和缅甸）恐怖活动频发，安全威胁不容忽视；蒙俄地区恐怖威胁有所缓和，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中东欧地区除乌克兰以外，恐怖威胁较低；中亚地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频率较低，其安全形势较为乐观。通过对比恐怖活动与中国在沿线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难发现，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等 7 个发展中国家的恐怖活动风险与直接投资存量均处于较高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政府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在风险态度上的差异；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等 22 个发展中国家的恐怖活动风险与直接投资存量均处于较低水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