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聚焦于深入探究陈彦在小说中对城乡关系的独特书写，期望能够全面剖析陈彦小说创作背后最根本的文学追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寻城乡关系书写这一既复杂的文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在陕派文学创作乃至当代文学领域中的当下境遇以及未来走向。
第一章乡村与城市：陈彦小说的空间建构
第一节乡村书写：“乡土是我们割不断的脐带”
“脐带”是胎儿与母体的物理连接，也象征着乡土对个体生命起源的承载。陈彦说“我的整个童年甚至少年时期，都是在乡土中摸爬滚打的。因此，乡土记忆是我的生命底色”①，正是童年的乡村生活“让（他）每每写到山区时，都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②。正所谓“越近的生活越模糊，越远的生活越清晰”③，众多人事，正日益鲜明地融入他的文学与戏剧创作之中。他亲历了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乡村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其笔下的乡村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赋予了独特的底色。
乡土是中国人精神DNA的载体，即便物理距离拉开，情感与文化基因仍如脐带般隐秘联结。这种联结既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保持韧性的关键。正如作者笔下的戏剧化表达：少年时期手中掐到的那支鲜花，终成壮年深扎十指的毒刺，或许脐带的痛感与温暖，恰是乡土书写的终极母题。因此，陈彦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除了承载着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之外，更多是对城市与乡村的自主选择以及自由生存状态的深刻探索。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乡村生活既有模式的挑战，更是个体在面对现实时，对理想生活所展开的“破立与革新”的勇敢尝试。
一、在乡：坚守纯朴的新型农民
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陕西省独具魅力，它既有深厚浓郁的乡土文化底蕴，又有灿烂辉煌的红色革命文化，更有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在新时代的大语境下，陕西以乡村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却碰到了不少挑战。这就迫使作家们重新审视、定位自己的创作观念，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展开深度反思。在新时代、新乡村、新写作的重重挑战面前，怎样达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了核心关键问题。当下的时代背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作家们拿出勇气，怀揣真挚情感，热忱投入创作，展现高超的艺术造诣。
第二节城市书写：远离乡土的西京想象
乔伊斯·卡罗尔·奥兹在《想象性的城市》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城市是一个文本，我们如何阅读它？”城市与乡村，两者均可视作是蕴含独特叙述手法、话语体系和诗意表达的文本。作为地理空间的实体，它们静待着文学创作者去描绘其建筑、车辆、人群、声音等元素的交织。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解读这些语言，只有那些能够捕捉到它们细微私语、洞察其情感波动，能够理解并与其对话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它们的语言，并有可能将城市的语言转化为文字。
陈彦在西安生活了数十年后，回过头来书写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时，其小说自然就少了对西安这座古城的疏离感与陌生感。贾平凹曾这样说到：“潜意识里（西安）曾是13个王朝之都的自豪得意并未消尽。”③事实上，陈彦对西安的认同感或许更加强烈……陈彦小说几乎都以西安为背景，即以“西京”为书写对象，其小说不仅叙述了西安的发展历程、文化积淀，更反映了个体与群体在城市中的心理倾向和行为习惯，长期居住于城市并深具洞察力的陈彦，对这座古城——特别是西安古城的文化——拥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持续的交流。
一、西安印象与作家生命体验
陈彦在其首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中，陈彦细腻刻画了主人公罗甲成初到西安时的宏大场景。当汽车穿越秦岭，驶出那“仰望仅见一线天”的群山，一下子闯入广袤无垠的八百里秦川时，罗甲成不禁张大了嘴，心中满是惊叹：这世上竟有如此开阔之地，真正的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边！其实，这也是陈彦首次从秦岭七十二峪之一的沣峪沟口出来，初见西安时内心所涌起的震撼与不安。大地的辽阔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相信。那一刻，陈彦感觉自己正慢慢朝着一座金色的城市靠近。而随着时光流转，他也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
第三章戏与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47
第一节台上主角：“技”的修炼与“道”的传承.........48
第二节台下群像：戏曲文化濡染的底层民众.............53
第三节戏回乡村：通过“秦腔”联结城乡...............57
结语.......................64
第三章戏与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
第一节台上主角：“技”的修炼与“道”的传承
戏曲艺术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而逐渐积累的过程，同样，演员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雕琢自己，从技艺精湛到艺术境界，最终达到“道”的层次。陈彦认为，演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戏剧的内涵、价值和文化魅力，“一部戏，这个演员的表演会使作品血气充盈、活色生香，而另一个演员的呈现，也可能使整部戏精神短路、死如僵尸。”①看似在唱戏，实则在唱道。在这样一个充满喧哗和功利心态的世俗化社会，在这个试图利用电子技术创造“包袱”和“笑料”的高科技社会，戏曲、传统故事是否已经过时？于是陈彦更加强调戏曲“需要边界”②，不论来自城市或是乡村，演员一旦在公众的热烈追捧下变得自负膨胀，离“‘暗剑’‘黑砖’‘塌火’‘崩盘’也就不远了。”
在《主角》里，忆秦娥深刻理解自己作为舞台中心人物的职责所在，她的人生追求远不止于个人的名声与地位，而是承担着传承秦腔艺术的责任；《喜剧》中，南大寿强调了演戏的真谛“必须靠个人修炼”，演戏一旦以赚钱为目的，戏剧就将沦为闹剧。正如陈彦所说“大善与大恶形象在文学中都是不能缺位的，缺位就是文学对世道人心与世界的缺位”④。贺加贝这一形象的“恶”似乎正好与儒家倡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相悖，导致其最终结局只能走向悲剧。
结语
时代迅速演进，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伴随而来的是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城乡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由此引发的矛盾与问题或也日益凸显。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隔阂做努力的同时，促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与进步也愈加重要。对于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展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以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互动性磨合等问题，陈彦正在努力探索与解答。
作为一位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文化人，陈彦在其小说创作中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展现了他对这些现象的深刻思考，并揭示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等多重文化主体间“文化磨合”的痕迹。因此，他站在现代城乡文明的角度，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坚信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解决现代社会精神难题的关键途径。他以秦腔为载体，深入探讨城市与乡村共通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生存价值的全貌，并触及了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展现了其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其作品的宏大构图与精湛技艺，不仅体现了其文学创作中蕴含的终极关怀和美学意蕴，也彰显了其丰富的艺术价值。此外，无论是强调“以劳动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还是试图“打捞”恒常价值的努力，都集中体现了陈彦“为生民立命”的写作宗旨，其作品具有引导民众选择正确道德方向、追求向善向美的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