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将微信使用概念化为一种数字化的社会微互动，并从驯化理论视阈分析中国工作场合中微信使用的动态实践和影响。笔者特别将微信使用的意义和使用嵌入了社会情境和关系结构中。本文对于驯化理论的研究作出了双重贡献。
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
微信于2011年首次在中国大陆发布，是中国腾讯公司开发的一款集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为一体的综合性应用程序。在中国本土市场，微信以“Weixin”（微信）为市场名称，2012 年面向国际受众重新命名为“We Chat”。2018 年，微信和WeC hat的月活跃用户数量首次突破了10亿人次（CNNIC 2018）。如今，微信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社交网络之一，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月活跃用户数排名全球第五，拥有来自不同年龄段的多维用户（CNNIC 2023）。
微信最初是一款个人通讯应用程序，通过结合WhatsApp的即时通讯功能和Facebook的个人数据共享功能，将私人社区网络连接起来，并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的空间。随着微信使用人数的不断攀升，微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职场工具。据企鹅智酷发布的《2017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显示，微信用户添加的新联系人中有57.22%与工作直接相关，新增好友多为同事或同行，超过80%的用户在微信上有工作相关行为，其中主要以工作对接、安排以及通知为主1。职业社交已成为微信社交的重要一环，微信通讯呈现泛工作化趋势。
在赛博化生存的今天，媒介连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压力。微信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并且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微信文化，如“朋友圈”社交文化、“晒”文化、点赞文化、红包文化等等。在微信环境下，人们在生活中时刻被微信文化所浸染，并被微信文化所塑造，微信社交文化使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结成了一种新型的虚拟社会关系，这种虚拟社会关系既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又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超越，微信社交文化成为人链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它让人能在虚实交融的社会场域中寻求自由发展。
1.2 问题意识
微信文化带来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更是虚拟交往方式对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的创新力量对人生存方式的改变，新的文化形态对人类整体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蒋孝明，2017）。在中国，微信已经成为工作中重要的通讯工具。当同事甚至领导也在自己的好友列表时，如何恰当地和他们互动成为职场人士必修的一门功课。
随着微信的飞速发展，中国对微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现有的微信研究主要集中在微信作为软件、微信的社会影响力、微信与传播的关系、微信与传统媒体的联系等方面（Liu & Hsu，2014）。一些研究者也从哲学角度对微信进行了探讨。例如，蒋孝明从哲学角度探究了微信文化（蒋孝明，2017）。孙伟从存在现象学的角度研究了微信技术（孙伟，2015）。李丽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研究了微信舆情（李丽，2015）。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部分微信功能蕴含的社会意义，如微信点赞的多重含义（Hayes、Carr和Wohn，2016a），点赞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的多种功能（Sumner、Ruge-Jones和Alcorn，2018），以及一个合适的点赞行为的复杂性（Jungselius，2019）。蒋建国研究了微信群作为网络群体生活的新形态反映出的资本、权力的渗透和身心控制（蒋建国，2015）。彭兰等人的研究显示，用户使用微信红包的前三大原因分别是“实现低成本的社交连接”、“更有效地被群组接纳”和“享受抢红包的随机竞争”（彭兰，2017）。
但作为中国职场中使用最普遍的社交媒体，专门聚焦于职场环境下微信综合使用的研究却很少。较少有研究细致地探索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用户的社交媒体行为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的，以及这种社会化互动将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因此，本文聚焦于微信的社会性使用（social use），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微观层面的微信使用、中级层面的职场互动和宏观层面的中国关系文化，重点回答以下问题：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中国职场究竟在赋予还是剥夺劳工权力？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职场中的人际互动和权力关系？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综述
2.1.1 科技如何影响工作
信息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如何影响工作和组织文化是一个学界关注已久的话题。一方面，研究发现，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雇员被要求“时刻在线（always on）”，因为技术促进了正常工作时间和空间之外的接触（Haeger & Lingham，2014），无线设备无处不在，而且具有潜在的压迫性（Katz and Aakhus，2002; Koch et al.，2013），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较以往有所增多（Brodyand Rubin，2011）。而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也提高了雇员在工作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使组织架构和管理风格更趋向扁平和去中心化，从而逐渐从强制型控制转向规范型控制（Fleming and Sturdy，2011; Kunda，2009），帮助工人提高生产率和自主性，使工人能够管理好工作和个人生活的需求。虽然技术明显加剧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但它也通过增加横向工作流程和工作自主机会的方式，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权能。Golden 和 Geisler（2007）还研究了技术对工作经验的影响，发现数字技术被用来管理边界和坚持控制。此外，尽管信息和通信技术允许雇主在下班后与员工联系，但员工也可以在工作中参与私人活动（Valcour 和 Hunter，2005；Leonardi，2018）。
不过，信息通信技术对职场中日常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仍然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领域。以往研究发现，等级分化和权力实践（doing power）普遍存在于职场上下级的交往中 (Morand，1996)。权力等级制度仍然是现代工作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使在试图建立后等级制度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中也是如此（Harley，1999）。即使在刻意回避明显的等级象征、强调平等主义的情况下，等级制度依然盛行，只不过更加隐蔽而已（Alvesson，1995）。上级希望对下级施加控制来展示自己权威，而下级通过尊敬与服从来表示对其地位的肯认。Holmes 和 Stubbe（2015）认为，尊重符合下属的利益，因为“顺从是权力的反映和底层逻辑”。
2.2 理论框架
2.2.1 驯化：意义建构与情景互动
传播学中的驯化理论起源于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1994）有关家庭电视的研究，与此前强调媒介效果决定论不同，驯化理论强调使用者的主体性，侧重于使用者、媒介、场景之间的互动与协商，并关注媒介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意义，重点考察人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如何采纳、接受、使用传播技术，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最终使其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总体而言，驯化理论以“驯化”（Domesticate）这一隐喻为核心，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技术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技术媒介在家庭场域普及过程中产生的意义赋予、文化冲突与协商，从而将个体稀松平常的媒介体验加以陌生化，并为研究者反思这种日常性提供了全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技术和人类是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人类创造了技术，而技术在被不断驯化并纳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也在以自身的技术意向结构“规训”着社会主体，媒介技术从帮助人探索和描述世界转为“促逼”人类在技术限定的关系中生存（刘千才等，2018）。
西尔弗斯通认为，信息技术进入家庭包含四个阶段：“占有（”Appropriation）：消费购买信息技术；“物化”（Objectification）：根据技术的功能，对其进行实际处理；“融入”（Incorporation）：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转化”（Conversion）：个体把在私人领域赋予个人意义的技术重新输送到公共领域。融入和转化是驯化的关键步骤，在融入阶段，个体可以开始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重新使用和改造技术。在转化阶段，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伴随技术的使用出现，个体凭借这种联系回归到公共空间，体现出人对技术创造性嵌入的驯化关系。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14
3.1 研究问题 ................................... 14
3.2 研究方法 ......................... 14
第四章 作为社交的朋友圈点赞 ............................... 20
4.1 互赞共鸣:在点赞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驯化点赞 ................... 20
4.2 千里传音:第三者介入时的点赞驯化过程 .................... 22
第五章 带着镣铐跳舞:职场关系中的微信聊天 ........................ 27
5.1 工作微信群对职场关系空间的构建 ..................... 27
5.2 被束缚的“在看”与受限的人际关系 ......................... 30
第六章 具永久记忆的互动空间：微信对职场权力结构的巩固
6.1微信作为权力控制的工具
微信作为长期保存互动历史的交流平台，在职场中不仅加强了领导者对下属的监督和控制，也改变了信息流动和决策过程，进而巩固了职场权力结构。当同事甚至领导也在自己的好友列表时，如何恰当地和他们互动成为职场人士必修的一门功课。以朋友圈为例，被访者谈到，他们会主动地给上级的朋友圈点赞以表示关心和重视。类似地，在群聊中，他们不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