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研究立足于此关键节点，以中韩建交以来（1992-2022）30年间韩国《中央日报》涉台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该报涉台报道的主题及分布特征，并研究了“中韩建交”、“两岸经济关系”及“佩洛西窜访台湾”这三大典型议题的报道框架选择及话语生产特点。
一、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几十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快速发展。政治上，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并且两国政治关系也从建交初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上，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也是韩国第二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据外交部官网数据，2021年中韩货物贸易额为3623.5亿美元，中韩人员往来45.19万人次。尹锡悦在中韩建交30周年贺函中提到，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年贸易额增长近50倍，人员往来增加数十倍，可见两国联系之密切。
宋成有（2014）指出，韩台双方在冷战期间保持着长期的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因此在中韩双方就建交事宜进行谈判时，韩国就曾提出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与台湾当局保持“半官方”关系，由于中方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毫不让步，韩方最终同意与台湾当局 “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美国在1979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也曾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但随后又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这一美国国内法，并依据此关系法继续干涉中国内政。韩国虽然是美国的同盟国，但在台湾问题上韩国一直很谨慎。2021年5月，韩国首次公开提及“台湾海峡”，韩美首脑会谈共同声明中强调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特殊关系，当时韩国外交部部长维持了模糊立场（김예경，2022）。学者金艺庆（김예경）（2022）指出，关于台湾问题，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DKI APCSS）的赵成珉（Sungmin Cho）教授建议，“要深刻认识韩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并考虑多种政策选择。”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宋成有（2014）指出，韩、台均为冷战时期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双方关系十分密切。自中韩建交以来，中韩关系的发展让台湾失去了他们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朋友”，对中国实现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陈晓婧，2008）。在中韩建交3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问题”不断发酵，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媒体作为及时反映社会舆情、引导公众舆论的有力媒介，通过研究韩国主流媒体的涉台报道，回顾中韩关系的发展变迁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韩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同时，通过分析韩国媒体涉台报道的框架选择与话语生产，研究韩国主流媒体如何向韩国民众呈现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展示台海互动中台湾一方或中国一方的形象，探讨新闻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可以进一步分析两岸关系及中韩两国关系的薄弱环节，为后续解决台湾问题、发展中韩双边关系提供借鉴，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虽然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纠葛以及大国博弈等原因，台湾问题受到国际方面的诸多关注，因此在研究台海事务时还应关注国际力量。当前，涉台报道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大陆媒体如何报道台湾等问题上，较少关注国外媒体的涉台报道。因此，本研究选取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中央日报》的涉台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和话语理论为支撑，探究该报选择了怎样的框架来报道台湾，其话语生产有何特征等，期望可以丰富涉台报道研究样本，提供更多的经验素材，为框架理论及话语理论扩展解释空间。
二、 文献综述
(一) 涉台报道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涉台报道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分析特定时间内涉台或两岸关系报道。此类报道一般时间跨度较长，着重关注选定期间内涉台报道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变化。比如邵世轩和欧阳翠兰（2009）分析了1978-2008年三十年间《人民日报》的涉台报道，指出《人民日报》涉台报道在内容上以介绍台湾情况和两岸交往为主体，注重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以沟通信息为基础，推动构建和谐的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二是分析具体议题下涉台或两岸关系的报道。此类报道一般多选择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作为议题，正如付饶（2013）所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两岸关系中的节点事件和敏感事件。”
目前关于涉台报道的研究较少以国外媒体为样本进行研究，杨娅（2019）从框架分析的角度研究了《华盛顿邮报》的涉台报道，而侯昶（2020）则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涉台报道。
总体而言，国内对于涉台报道的研究兴趣远低于涉华报道，国外对于涉台报道的研究兴趣更是远逊于国内。但从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我国政府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和法理基础。通过研究国外媒体涉台报道可以进一步了解其他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已有涉台报道研究主要从框架理论（如黄小雄等，2009；肖坤，2017；王曾豪，2019）和话语理论（如侯昶，2020；陈景收，2013）出发分析涉台报道样本，但少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研究。在框架理论发展之初，媒介框架研究主要有三种发展取向：一是作为新闻社会学分支，二是作为话语分析研究分支，三则是作为传播效果研究新范式（杜涛，2014）。框架常被当作是建构和处理新闻议程的策略或是话语本身的特征（黄小雄等，2009），因此，本研究拟从话语分析这一研究取向出发，以框架理论为基础，借鉴甘姆森“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理论，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将内容分析法中所无法解答的深层次问题，通过话语分析做进一步阐释。
(二) 框架理论研究探讨
1. 框架理论发展概述
关于框架理论的学术渊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起源于心理学理论，贝特森（Bateson，1955）在其论文《一项关于玩耍与幻想的理论》中提出，“框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信息，提醒人们哪些信息是有意义的，哪些信息可以被忽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框架理论起源于社会学理论，即戈夫曼（Goffman，1974）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指出，“框架”是人们根据事件的组织原则和主观参与所作出的，能够帮助人们“定位、理解、识别、标记”事件或信息。
关于框架理论的定义众说纷纭，根据学者里斯（Reese，2001）的划分，有关框架理论的定义大致可按侧重点不同分为三类，即将重点放在框架的筛选、意义生产以及传播效果等不同功能。吉特林（Gitlin，1980）从筛选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戈夫曼关于框架理论的定义，指出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由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些问题的内隐理论构成”。甘姆森和莫迪格利亚尼（Gamson & Modigliani，1987）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指出“框架是一种中心组织思想或故事线索，它为展开的一系列事件提供意义，在它们之间编织联系”。恩特曼（Entman，1993）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提出框架本质上涉及选择和凸显，媒介从业人员所传达的新闻框架会影响受众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国内框架研究较多使用台湾学者臧国仁和华人学者潘忠党等人对于框架的定义（杜涛，2014）。臧国仁（1999）认为，框架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而潘忠党和科西奇（Pan & Kosicki，1993）则将媒介框架定义为“一种用于信息编码、解释和检索的认知装置”。本文将以甘姆森等人的框架理论为指导，探究《中央日报》涉台报道背后的社会意义，为中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三、 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 8
(一)研究问题 ...................................... 8
(二)研究方法 ............................. 8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 13
(一)中韩建交以来《中央日报》涉台报道相关统计数据分析 ......... 13
1.报道数量及年份变化趋势 ................ 13
2.报道主题及分布情况 .......................... 14
五、 结论与讨论 .......................... 46
(一)《中央日报》涉台报道呈现明显历时性变化 ............................. 46
(二)国家利益决定《中央日报》涉台报道框架选择 ......................... 47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中韩建交以来《中央日报》涉台报道相关统计数据分析
1. 报道数量及年份变化趋势
为了清晰地展示《中央日报》从199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涉台报道方面的整体趋势，笔者以折线图的方式呈现相关数据。如图1所示，《中央日报》的涉台报道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历时特征，自中韩建交暨韩台“断交”之后，台湾地区在韩国媒体中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报道数量的几个小高峰分别出现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和2022年。这几个峰值点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1995年6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窜访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讲，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