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希腊小庙”的具体形态，不是模糊和被忽视的。从被建构的时刻开始，“希腊小庙”便不是单一的物质空间。其中的符号蕴涵着作者潜意识的叙述意识，“希腊小庙”成为具有文化意味的处所。
第一章供奉人性的为什么是“希腊小庙”
第一节湘西“神”的没落
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崭露头角，以其清新的文字塑造了文学的“湘西世界”，引起众多研究者对苗族文化的注意。尽管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族、土家族与汉族的多重血液，但1979年沈从文在写给吴重阳的信曾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做出自我的认同阐释：
“我大致算不得是个土家族，因为老家在凤凰猴子坪，只隔出朱砂出二十里路，我哥哥生前曾说过一次，说那里还有个沈家村。据我估想，最有可能，是宋或者更早，祖先辈因在封建社会犯了什么罪，充军被放逐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因为湘西此外姓沈的极少。我哥哥生前用土家族名分作州政协委员，大致因当时沿例，凡居住三代以上，可自择族别。其实我家和苗族还有点血缘亲。”
由于沈从文本人对苗族身份的认同，因此，对沈从文的民族宗教分析从苗族的角度出发是较为合适的。在沈从文出现之前，虽然苗族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当时民俗学界研究的主流之外，但也已经有了一些湘西苗族的专著成果出现。这些专著在数量上寥寥可数，但对于湘西苗族的研究也具有开拓的、系统的意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严如煌的《苗防备览》，历史学家周春元认为此书是当时统治阶级对苗族野蛮态度见证的活化石，书中对苗族细致记录的目的是为了打压征服苗族边疆，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封建统治。①直到1935年,凌纯声、苗逸夫等亲入湘西，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国内第一本从人类学角度对湘西文化习俗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这本书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记叙湘西的历史情况，力图摆脱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较早的也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对湘西苗族进行研究的人类学著。但这本书在文化角度的详尽、细致之外同时存在着一些缺陷。在王建民与麻三山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所写的导读中，认为凌纯声等人在湘西的调查行为，“表现出较浓厚的猎奇色彩”②。一些已经在湘西本地消失的宗教祭祀仪式在他们的调查要求下也再次被要求重现，采访者们多方采集苗族习俗中陈腐与落后的部分，将其制成影片，不免成为供人取乐、消遣之物。
第二节五四语境中的“希腊”
在近代以前，“闭关锁国”使得国内对于外来文化一无所知，古希腊文化也不在例外。古希腊文化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始于晚清，各界人士在寻求救国之法时，注意到欧洲文化的一个巨大转折——文艺复兴，以及作为文艺复兴旗帜的古希腊文化。晚清时古希腊文化传播主要靠的是来华的传教士，但此时的译介是无系统、不完整的。主要是由于身处“天朝上国”观念仍较为浓厚的晚清，传教士们希望通过对于希腊文化中部分因素的删改使得统治者们改变“西方皆‘蛮夷’”的概念。例如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撰写《希腊志略》《和马传》时，就对较为夸张的情节中进行删除，以期提高民众对希腊文化的认知与接受度。除外国传教士外，另外对古希腊文化传播起到推动作用的是当时的翻译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林纾。尽管林纾翻译的希腊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先河开创作用，但仍避免不了其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翻译中对原作的影响。由此可见，此时的翻译与传播开启了古希腊文化在中国传播之先河，但由于翻译者的思想力度欠缺和传播者的主动删减，此时更多的是起到介绍与展示的作用，其中宗教、美学、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并没有被开掘，古希腊的完整精神文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与被接受。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改变中国现代史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学界一直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行性质与文化改换等角度的对比研究，较早从文学角度将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其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黄远生①，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尽管“Renaissance”作为文艺复兴的理解进入中国后，一直与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绑定在一起，成为重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但特别的是，黄远生发掘的是文艺复兴精神中对“人”的重视与发现，他将目光更多放在个体的人身上，提倡以人性反抗传统的封建道德。②从中可见当时学者对于宏大国家叙事外的“文艺复兴”的另一层发现。同时期周作人也将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的中世纪社会联系，将五四新文化拟喻为文艺复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艺复兴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文艺复兴以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为旗帜，与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修道院制度斗争批判——这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希腊文化的注意。
第二章“希腊小庙”的建构过程
第一节早期“希腊小庙”的摹拟状态
（一）作为“希腊小庙”基础文化资源的城乡
如果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高产作家进行排名，沈从文一定名列前茅。除去沈从文退出文坛后进行的文物与服饰类作品产出，他一生中所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约有661篇，而在这些作品中，早期的就占有227篇。沈从文作品创作数量最高的一年大约是1926年，这一年中沈从文产出作品数量高达67篇。①可见，将沈从文称之为高产作家，这一称呼主要是对于其早期创作数量而言。作为刚刚起步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与质量经常是成反比的。那么，早期的沈从文在创作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何有如此多的产出？从现实方面考虑，20年代末，沈从文在北京的写作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经济状况并不如意，这从“窄而霉斋”一类的故事即可看出。沈从文在五四余波的影响下来到北京，对于当时的环境是茫然的。1985年沈从文在吉首大学演讲时，他提及这段经历，说到当时初到北京只是为了摆脱最初的社会环境。然而北京时期的沈从文对当时的文化空间与生存秩序十分陌生，连卖报纸也难以摸清其中门道以维持生计。②因此对于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来说，生存方是第一要事。前五年为了生计而不断产出，使得当时沈从文的创作只有在宽度铺展开来，却缺少向下的深度挖掘。同时他个人也认识到这种创作状态的劣处，但为了生存是不得已的。可以看出，北京初期的沈从文确实存在着经济问题。此时的沈从文与陷入经济困顿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是一个“理想，空想，幻想，一切皆无”的状态。
困境中的沈从文，也唯有执笔可解。此时沈从文“希腊小庙”的创作模式可以简单分为两个世界：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此时，沈从文的主要叙述模式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他巧妙地采用了横截面式的切入方式，以乡土回忆速写体为基石，同时融入自叙传式的都市反讽格调。
第二节中期“希腊小庙”整体的尝试性生成
进入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在这个阶段迎来成熟期。此时的沈从文创作数量虽然没有20年代的高产，但在其他方面实现了更高的丰富度。创作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技巧上，更体现在创作思想的进一步明晰与确立。30年代的沈从文在物质上已经摆脱了初期的经济困顿，然而在现实使得他在精神上却陷入更深的困境。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外显，实则为主体心灵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深刻映射与细致审视。它不仅是情感的流露，更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独特解读与反思。通过文学，我们能够窥见作者内心的世界，感受其对外部世界的独特看法与体验。沈从文的精神困境投射到作品中，关系沈从文一生的创作概念——“人性”，在此时正式进入沈从文的写作视野。沈从文开始思考有关“人性”的表现形式，开始有意识地接受并重新思考投射希腊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也标志着沈从文的创作从两个世界的简单复写进入一个新的阶段。30年代沈从文的笔下不再是简单的城乡对峙，都市与湘西在沈从文笔下都有了更加深层的含义，成为沈从文有意识对“希腊小庙”进行建构的一步。
（一）面对叙述的困难
1928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开启另一段文学空间。从2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创作成熟期已经初见端倪。《柏子》是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故事中描写河中水手与岸上妓女的感情，已经不再是对亲历湘西文化资源的一次简单复写。水手与妓女感情的简单直接与不得不一次次分离的折磨，在本应该在沈从文笔下极尽美好的湘西世界同时存在，这种矛盾的现实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再次思考。“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
第三章 “希腊小庙”的建构形象特征 .................... 30
第一节 “小庙”的力量感 .......................... 30
第二节 “小庙”的女性美感 .............................. 34
第三节 “小庙”的植物信仰 .......................... 37
第四章 回归湘西“人性”的“希腊小庙” ....................... 40
第一节 神话重述中的“人性” ............................ 41
第二节 原始湘西的“兽性”“神性” .................. 44
第三节 以“文学湘西”为“人性”的支点 ..................... 46
结语 .............................. 51
第四章回归湘西“人性”的“希腊小庙”
第一节神话重述中的“人性”
在我们进入被沈从文重述的神话之前，我们需要认清的是，什么是神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神话在历代的文学创作中常被用以模拟并反映现实。这些作品通过将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再现，提供深入洞察社会现象与人性本质的窗口。神话也是古代先民基于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朴素理解，共同创作的一系列具有部落特色的故事。这些故事凝聚了先民们的集体智慧与想象，成为了他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内涵中可以看出，神话产生于先人对自然的畏惧与猜测，希腊神话同样也是如此。由于产生方式中所天然含有的情感因素，神话与自然和最原始的“人性”是不可摆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