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政策论文，本文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事实，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更是将高质量发展提升为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发展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持。然而当前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现象比较普遍，总体呈现程度相对较高、上升趋势且地区差异较大等特点。地方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当地方财政纵向失衡适度时，可能会促使地方政府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并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方财政纵向失衡过度时，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难以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时，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存在积极和消极影响。一方面，转移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提供财力支持，缓解财政压力，从而支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可能通过降低地方税收努力、引发地方预算软约束等途径负面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厘清地方财政纵向失衡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探讨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一个统一框架，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财政纵向失衡相关研究
财政纵向失衡是指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与其支出不匹配而形成的财政“缺口”，纵向失衡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王欣亮和刘飞，2021）。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胡晓东和高艳慧，2023），但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现象（储德银等，2019；王立平等，2020），使得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最终引发了财政纵向失衡（申洋和郭俊华，2021）。此外，官员晋升与考核机制（储德银和费冒盛，2021；蔡庆丰和陈熠辉，2023）、所得税分享改革、“营改增”改革等客观上放大了这一结构性矛盾（储德银和费冒盛，2020）。在此背景下，学术界聚焦于财政纵向失衡的研究，现有学者主要从财政纵向失衡的测度方法以及经济效应两方面开展广泛而又深刻的讨论。
首先，对于财政纵向失衡的测度方法而言，目前学术界观点尚未统一。有的学者基于财政纵向失衡的定义运用财政预算内收支进行测度（贾俊雪等，2016；李永友和张帆，2019；赵娜等，2021）；有的学者综合考虑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财政自给率等维度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Eyraud和Lusinyan，2013；储德银和迟淑娴，2018；储德银和费冒盛，2020；秦甄等，2022）。其次，对于财政纵向失衡的经济效应而言，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其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部分学者侧重研究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影响，大多认为二者并非是单一线性关系，如储德银和迟淑娴（2020）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深入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储德银和费冒盛（2021）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诠释了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部分学者立足于财政纵向失衡对税收努力的经济效应，认为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如储德银等（20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秦甄等（2022）指出财政纵向失衡对税收超额负担的影响因税收努力程度的阈值而有所不同。
第2章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财政纵向失衡
储德银和迟淑娴（2018）指出，财政纵向失衡是财政体制的运行结果和典型特征，也是分权体制国家的共生现象。目前，学术界对财政纵向失衡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但学者大都基于政府间收支不匹配展开研究。从国外看，Wagner（1973）较早定义了财政纵向失衡，指出联邦体制中集权融资与分权支出责任安排较为普遍，这种体制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央地间财政权责配置呈现收入汲取能力与支出责任错配特征，中央财政占据收入优势但承担较低支出比重，由此产生财政纵向失衡现象。Hettich和Winer（1986）指出，财政纵向失衡容易发生在中央政府收入盈余与地方政府收入不足并存的情况下。Breton（1998）将财政纵向失衡定义为不同层级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匹配程度。Webb（2002）、Collins（2002）、Walter(2004)认为财政纵向失衡是中央和州政府自有收入和支出责任之间的不匹配。Boadway和Tremblay（2006）、Shah（2007）将财政纵向失衡定义为对转移支付的需要。Sharma（2012）认为财政纵向失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自有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求。
就国内看，纵向失衡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王欣亮和刘飞，2021），是平衡地方分权自治与国家集权管理之间的制度衍生品（储德银等，2019）。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央地财政关系在收入分享、事权与支出责任方面历经多次调整与优化，但总体上地方政府的收入自主权有所下降、支出责任未能得到有效缓解（赵娜等，2020），导致中央政府收大于支而地方政府支大于收（胡晓东和高艳慧，2023），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现象使得地方政府收支难以匹配容易导致财力缺口，进而引发财政纵向失衡（储德银和邵娇，2018；杜彤伟等，2019；储德银和迟淑娴，2020；申洋和郭俊华，2021；石映昕和黄立赫，2022；蔡庆丰和陈熠辉，2023；张敏和马万里，2024）。
2.2相关理论基础
2.2.1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理论聚焦于政府层级间的税收与支出责任划分，即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收权限及支出责任，使地方政府能自主管理其预算规模与结构，其核心在于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根据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其分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即财政联邦主义，由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等人在20世纪中叶提出，主要聚焦于效率的提高。该理论基于经济效率和消费者偏好满足的理念，强调通过财政分权能够更好地适应地方政府的需求和偏好，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效果。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强调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以此来提高公民在决策中的话语权以及强化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蒂伯特（Tiebout，1956）在设定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指出各地居民可依据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情况，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偏好的居住地，当某地不能满足其偏好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通过迁出该地寻找他地从而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斯蒂格勒（Stigler，1957）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一书中提出地方政府应更了解其辖区居民的需求以及各地居民有权对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的两条原则，一方面支持了蒂伯特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指出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即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奥茨（Oates，1972）的“分权定理”表明，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物品，则让地方政府提供比让中央政府提供更有效率。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即现代财政分权理论，继承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思想，但摒弃了“仁慈政府”的假设。该理论认为政府和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如果对地方政府不加约束则可能会引发寻租等行为。该理论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更强调激励相容和机制设计，认为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了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Qian和Weingas（t1997）提出“市场保护型”的财政联邦体制，认为财政分权能够激发地方政府承担本辖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而辖区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3章测算方法与现状分析.....................29
3.1财政纵向失衡的测算与现状分析...................29
3.1.1财政纵向失衡的测算方法................29
3.1.2财政纵向失衡的现状分析..................30
第4章实证分析...........................44
4.1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44
4.1.1模型设定.......................44
4.1.2变量选取.....................45
第5章结论及政策建议.......................61
5.1主要结论...........................61
5.2政策建议...........................62
第4章实证分析
4.1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4.1.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HED）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发展理念，本文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设置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设计20个二级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指标选取、测算方法及结果见3.3。
（2）解释变量：财政纵向失衡（VFI）
本文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借鉴储德银和邵娇（2018）等学者的方法对我国财政纵向失衡进行测算，具体见3.1。
（3）调节变量：转移支付（TRANS）
借鉴储德银和迟淑娴（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