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认为《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是齐国执政理念的真实写照，通过探析该治国理念，我们得出了统治者如稳定政局，就必须根据事项不同做出不同的决策，宗旨在于最大化地维护国家利益及最小程度地遭受损害。
一、《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据传是由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撰写而成。《管子》一书是对齐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整理，其内容新颖、观点奇特，部分观念具有前瞻性。可以说《管子》一书的诞生离不开齐国这片经济富庶、文化包容的土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管子》体现了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事业等改革，诸多改革举措均体现了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齐国君臣为政注重“趋利避害”，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
本文认为，《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的产生与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背景密不可分，以下为当时历史背景的分析。
1.政治背景
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弱，部分诸侯无视王室存在，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诸侯互相征伐，宗法体系被严重破坏，礼乐制度逐步崩塌，部分诸侯自然也就不坚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甚至挑衅周王室的地位。该时期田氏代齐，齐国国力仍旧强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这个时期，齐国君权不断集中，田齐君主继续坚持姜齐的“士农工商，国之石民”政策，提升工商从业人员的政治地位，始终坚持“以法治国”的理念，制定律令以维护国家稳定。
同其他诸侯国相比，齐国的政治具有传统的民主风气。国君能够听取臣民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臣民也敢于当面指陈君主的错误而不会获罪于君，齐桓公之于管仲，齐景公之于晏婴就是很好的代表。②因而，《管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诞生的，其内容兼容并包、观点新颖奇特，是齐国政治实践的产物。
（二）《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1.人性好利论是“趋利避害”思想的人性基础
本文认为，“趋利避害”就是人之本性，人都是好利的，是与生俱来的。治国理政所施行的大政方针都要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顺应人性来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形势解》篇有“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②人都是好生恶死的，这就是人的天性。趋利避害，是普天下一般人共同的追求，因其普遍，因而“俗”。利在远途，民追求；利在深海，民追求。③既然如此，政治家先讲究的应是如何顺应这一点之“俗”，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管子学派是肯定“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趋国家与百姓之利符合自然规律。全书体现“趋利避害”人性观点的语句还有很多，《形势解》篇还指出“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①老百姓有利益就来，有危害就走，像水一样往下走，不分东西南北。以上言语均表明《管子》认可“趋利避害”乃人本性，符合自然界的规律，非刻意为之。
《管子》书中有多处故事对趋利避害思想进行体现。《大匡》篇介绍了齐国国君争夺的过程，管仲曾辅佐公子纠争夺齐国国君之位，为此向公子小白射箭，结果射中衣带钩。其后公子小白在齐国继位成为齐桓公，接受鲍叔牙的建议，尽快派鲍叔牙前往鲁国接回管仲，并拜为相。齐桓公认为其与管仲有私仇，然随着角色地位发生改变，从治国的大局出发齐桓公接受了他，让其发挥自身的才能不受拘束，事实证明齐桓公的胸襟能容人，因而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成就春秋霸业。齐桓公的选择和鲍叔牙的推荐对于齐国成就霸业来说是“大利”，如杀死管仲对于齐国来说是历史的一大损失，从中可以看出齐国君臣深受趋利避害思想影响。管仲不为公子纠赴死，是因为齐国有更大的政治舞台在等待他，这个舞台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比起为了个人的名声为死去的公子纠殉葬，管子为了齐国的社稷他担任齐相于国来说是“利”。
二、趋顺民之利，避苛政之害
（一）政顺民心，予利于民
《史记·管晏列传》指出“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①“俗”指的是百姓、民俗、民情。趋利避害，是普天下一般人共同的追求，利在远途，民追求，因而富国强兵的同时应提升人民的物质基础，做到国与民的“共富”。因而统治者在做出行政决策，如想做到政令同行，就必须做到以民为本，不得人心的政令如同废纸，不会实行下去。《版法》篇“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②意指想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安享最贵的地位，就要做到与民分享利益。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赢得民心的有效办法那让利于民，或者救济贫困，人民获得了利就会对国家和君主感恩戴德，君主的统治才会更加有利。《形势解》篇有文“人主之所以能做到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③这些文字都说明了政令的颁布如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那么人心自会服从政令，与民众的内心想法相反，则政令难以施行。《版法解》篇有文“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④爱护民众他们就亲近君主，给他们利益民众就归附国家。贤明的君主策划利益之事来吸引民众，表明爱民之心以使民众亲近君主，如统治者只谋取利益而不爱护百姓，民众即使归附也不会亲近君主；只爱护而不给予利益，民众即使感情上亲近君主然并不会归附于他。《牧民》篇指出“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①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春秋时期是比较超前的思想，很多诸侯国的统治者只知一味横征暴敛不懂舍得之道是走不远的，上文的给民以利就是为国取利，国家政令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愿望，人心自然就会凝聚到国家的核心需求上来，这样为民也是为国。
（二）酷苛之政，国乱民穷
统治者想要得到民众拥护，不仅是一味依靠“趋利”，如何学会“避害”也是统治者治国理政重要的考验。在春秋时期，老百姓从事农业活动最担心的不是天灾、不是战争服兵役，而是统治者实行酷苛之政，正所谓苛政猛于虎也，其出自《礼记·檀弓下》，孔子路过泰山附近，见到有妇人在墓前哭泣，派子路去问妇人有何忧虑，妇人答复公公、丈夫、儿子都死于老虎之口，孔子说问为什么不跑呢，妇人说这里没有残暴的政令，孔子于是得出“苛政猛于虎也”的结论。由此可见时人对于苛政闻之则色变，与老虎等猛兽相比，苛政的危害性更大。百姓逃避苛政，纷纷撂荒躲进深山，从另一方面看该现象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会出现国穷民贫的现象。这就要求统治者施政时要注意“限度”，如索取无度必定会导致民众积怨爆发，进而危及自身的统治地位。
民力是有限度的，在合理的限度内施政属于“利”，不在这个范围内无论是过多还是过少都是“害”的范畴。《版法解》指出“闭祸在除怨也”①。意指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民众对国家的不满。《管子》认为国家不要等到出现怨恨不满再去消除，而是要让民众平时就没有怨言出现。之所以民众不满，是因为执政者不依理行事，实施的政令和刑罚超越民众的限度，进而导致不满。《版法解》提到“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②此处表明国家处理政务要根据实际情况、实际分量尺度来行事，予民以利不可以过于吝啬，使用民力不能超越限度。因而统治者取用民力应做到“取民有度”，百姓财富的获取不应无限制的掠夺，而因从百姓生产水平之实际出发，给百姓保留基本生活之所需。只有如此，百姓才能听从圣令，国家也才会稳定。《五辅》篇提到君主应舍弃无用的东西，以此来保全民力，如工匠精巧的技艺，珍馐的美味，女工的技艺等等，正是因为君主的注意力都在无用的事物上，有用的事务不去开发其力量，导致民力得不到提升，人民穷困潦倒。
三、趋公法之利，避偏私之害………………19
（一）公正持中，以法治国………………………19
（二）为政以私，令偏国危………………………21
四、趋心静之利，避贪欲之害……………………24
（一）君心持静，政静民安………………………………24
（二）君欲过贪，杂念扰政………………………………25
五、趋轻重之利，避失控之害………………………27
（一）轻重有术，利来国富………………………27
（二）经济失控，国匮民乱…………………………29
六、《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的影响与启示
（一）《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的影响
1.《管子》“趋利避害”治国思想对齐国的影响
《管子》的“趋利避害”思想体现了齐国的治国理念。本文认为齐国统治者正是凭借“趋利避害”的治国思想，制定政策时趋治理之利，避混乱之害，齐国因而成就霸业。在政治层面，齐国运用《管子》“趋利避害”思想进行外交国事活动，趋和平之利避战争之害，以经济上的“小利”以换取诸侯信任归附的“大利”，运用外交手段就能达到政治目的，并以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切实提升了齐国的政治影响力，这足以表明《管子》“趋利避害”的治国思想对齐国发展的助力。此外齐国坚持“四民分业”政策及“士农工商，国之石民”的理念，提升了农工商群众的政治地位，打破了封建社会固有的“士农工商”排序，这是一次有魄力的政治改革，大大提升了底层民众的归附力。《管子》“趋利避害”思想为齐国的政治发展构造了顶层设计，从而为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管子》强调官主政治，强调君主无为而臣子有为，齐国君臣各自在自己职责下开展工作，这样君权和臣权就有了划分，政务就不会紊乱，万事因循就能处理完毕，对于齐国的行政效率有很大的提升。此外《管子》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顺应了民众的社会地位与本性。
结论
综上所述，《管子》一书是肯定“趋利避害”治国思想的，其趋利避害思想是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君权的基础之上，是维护国家“大利”的趋利避害，而不是没有任何前提的纯粹“趋利避害”自然思想。纵览历史功绩，齐国成就春秋霸业与管子学派的思想密切相关，齐国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