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管理论文，笔者首先基于文献综述，对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治理效能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以理论为基础，构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乡村治理效能影响路径的框架。其次，分析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治理的现状及其效能提升的困境，构建了乡村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测算出乡村治理效能指数。
1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2014年，“农村电商”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5年，三农工作重要文件提出“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正式开启“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的农村电商，积极落实乡村脱贫工作。在2017年一号文件中，首次单独提出农村电商，明确提出了相关的指导方针，并深入阐述了实施电商进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具体要求。由图1.1可以看出，国家级贫困县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占比达到60%至90%以上，电子商务在贫困地区的广泛覆盖展示了其对于农村发展和贫困治理的重要性，农村电商成为乡村经济和贫困治理的关键动力。
农村电商在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工业品下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它是解决乡村贫困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创新方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电商示范项目的推进，2020年中国实现了9899万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摘掉了832个贫困县的帽子，且12.8万个贫困村整体退出贫困行列。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1.2文献综述
1.2.1关于农村电商的研究
当下学者们关于乡村地区电商发展的研究非常丰富，研究成果也充分表明农村地区电商的重要性，多为集中在其对农村的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方面、农民就业创业以及它自身的物流运作模式。
关于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和经济发展方面，罗健萍和刘佳（2018）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证实了农村电商发展促进农村消费和收入，电商通过增收拉动消费。郑英隆和潘伟杰（2015）对信息消费来说，农村电商的发展推动其产生积极效应，村民通过使用电商提升人力资本且改变消费方式，因此增加收入。李连梦等（2020）提出电子商务的兴起显著提高了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对减轻贫困有重大影响。林广毅、王应宽（2020）提出贫困地区的市场孤立限制了农村产业发展。电商入村为农产品销售开辟新途径，激发了贫困农户的热情，对实施可持续的“造血式”扶贫策略具有积极影响。窦鹏鹏（2021）对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的访谈显示，农村电子商务不仅有利于经济领域，还引发了多种社会变革，包括提升农村数据服务和升级社交通讯技术，皆在重塑农村社会的面貌。姚利好等（2022）通过对农村电子商务与数字普惠金融共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电子商务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互联互通性、包容性及其普惠性特征得到了显著体现。常晋（2024）研究农村电商发展的模式B2B、B2C和O2O三种类型，提出在电商对农村经济有了显著正面影响的同时也要顾及到电商平台低质量商品泛滥和经营管理混乱等方面的负面问题。
关于农村电商对农民创业就业、人才发展的影响，Nhlanhla Mlitwa等（2012）以南非农村为例对其电商发展情况展开研究，发现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认知水平、收入水平均比较低，且缺乏电商业务技能，制约了当地农村电商业务的发展。王领和胡晓涛（2016）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农村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数量因电商出现而改善，吸引人口回流农村，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融合。黄艳娴和张银银（2017）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相关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在创业就业岗位总量贡献以及创业就业成本与效益方面占据较高比重。农村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解决地方经济发展难题，进而为更多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王金杰等人（2019）提出电子商务的兴起有助于增加创业就业机会，并显著扩大创业规模。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即农村电子商务，是农村和电子商务的合成，2014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指在乡村地区销售商品的活动。电子商务普及，平台融入现代技术，深入农业生产和销售，与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紧密相关。具有政策支持完善、模式多样、多个互联网平台先后下乡、微商崭露头角等以下多种特征。
对于这一理念可以从“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这两个不同角度或从“农产品上行”和“农资品下行”两种不同功能作用角度进行概括。费威等（2022）基于数据挖掘提出社交电商助力农产品上行。农村电子商务以农户为主体参与者，依托于农村地区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农户能够在线上选择和购买生产资料及生活必需品，同时销售农产品。通过线上电子支付与结算，结合线下物流运输，农户能够接收产品或把农产品直接交付给消费者。这一模式显著提升了农产品交易的效率，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快递业、产品包装业以及线上营销等。此外，它还成为展示当地特色的窗口，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业的繁荣。曹曾栋（2024）提出电子商务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做法，也是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因此本文将农村电商概念界定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各类资源与农村地区对接，为农业相关主体提供包括农产品销售、农资产品及生活用品采购等服务的商业行为，主要涵盖了农产品的向上流通和工业品的向下流通两个主要方向。
2.2理论基础
2.2.1电子商务理论
电子商务理论自诞生以来，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其理论框架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电子商务作为商业模式来说，它已成为现代通信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桥梁，为信息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沟通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各类产品能够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广泛地开拓销售渠道，从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电子商务还为业务流程的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企业能够实现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数据分析等多方面的优化，从而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电子商务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还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使得各类企业和消费者都能从中受益。
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和宽带接入比例的提高，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信息获取速度加快，线上经济交易活动变得更加频繁高效，释放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稳定繁荣。付永军（2023）认为，农民收入提升和消费升级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实证分析农村物流发展赋能振兴。我国乡村扶贫治理中，电商承担了重要角色，深入实施电子商务服务农村，是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举措。张硕等（2022）梳理了电商在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指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对电商活动的促进至关重要。同时，依托平台的电商运营模式也被强调，农村生产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受到积极促进，贫困主体的参与意愿显著影响农村电商的实施效果，但这种意愿受限于基础设施、农户特性、资源和社交网络等因素。
3 我国农村电商与乡村治理现状分析 ................... 22
3.1 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 22
3.1.1 农村电商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 22
3.1.2 电商配套设施的健全与进展 ......................... 24
4 乡村治理效能测评 ............................. 33
4.1 乡村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3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3
4.1.2 评价指标选取 ......................... 33
5 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效能影响的实证分析 .................... 37
5.1 计量模型与数据 ............................. 37
5.1.1 模型选择与变量选取 .................... 37
5.1.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39
5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效能影响的实证分析
5.1计量模型与数据
被解释变量：乡村治理效能(LNEG)。依据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本研究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乡村治理效能指数，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探讨农村电商对其产生的影响。结合前文对农村电商与乡村治理效能的作用机制分析，预期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效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释变量：农村电商(E-commerce)。农村电商最直观的实践方式是线上销售，本文参考罗千峰（2023）学者做法，并根据问卷中“本村是否有农户经营网店？”问题，以村庄是否有农户经营网店来衡量农村电商。网店经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网购代理、网络推销等活动，带动当地农产品、土特产等销售，网店经营将会给本地的农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
控制变量：为降低变量遗漏所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在参考王进等（2024）和王淑敏等（2023）学者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问卷中“是否为城市郊区？”“村党支部书记性别、年龄”“本村外来人口数？户籍总人口数？”“村庄图总面积？”“村与组之间是否是硬化道路？”等问题，本文以郊区与否、村党支部书记性别、村党支部书记学历、外来人口比例、村庄土地面积、交通状况、政府参与程度作为控制变量。首先鉴于政府参与是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乡村发展与治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财政资助和积极参与，故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选取政府参与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次，考虑到村庄郊区与否、外来人口比例、村庄土地面积和交通状况这些村庄自身特征，会对乡村治理效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进行控制。最后，村党支部书记的性别差异以及学历差异，会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