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撇开个人方面的因素，我想重点从校长选拔、任用及评价体制等方面抽茧剥丝，以期探准症结，对症下药。
    校长是“官”，自然按政府官员的选拔任命的程序来运作。从确定人选到走马上任，一切操作权都在主管部门与主管官员的手上，普通教师是很难有参与意见的机会，所谓的民意测评也近乎走过场。那么，选拔校长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考虑到该人选的教育观念、管理能力外，实际中，更要考虑什么官位的平衡、相关背景等等，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常常后者要占很大的权重。于是，校长这顶乌纱的赏赐有的时候就成了官场角逐的筹码。
    国办学校校长的任期与政府官员一样是以“届”来计算的，换届的时候自然要有业绩评估，以决定是否留任。而评估指数的“数字化”与“量化”实际上成了制约想有所作为的校长们的枷锁，给了某些会揣摩风向的“聪明人”“大展宏图”的机会。比如，很多教育管理部门把升学率作为评价一个学校的主要指标，有的把指标提前一年下发，完不成指标的要受到批评。于是，不少学校只好加大对学生的“管理力度”，如开早晚自习、周六日补课，以损害师生身心健康来换取业绩；有的学校甚至弄虚作假如强迫“差生”转学休学、在学籍上搞猫腻以“提高”升学率；有的挖空心思争抢生源。于是，搞教育的人做着违反教育规律的事，这在不少学校成为很正常很自然的现象。一个校长在一所学校的任期一般都不会太长，能干上五六年的就很不错了，现行的评价机制使得为数不少的校长只能做些立竿见影的工作。这既是制度的悲哀，也是校长的悲哀，更是教育的悲哀。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现在的评价机制诞生的“好校长”有不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校长。他可能是一个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行家，也可能是一个谙熟官场规则八面玲珑的高手。另外，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校长负责制，又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其“才华”的舞台，不少校长实际上成了霸道的政客和私营企业主。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仕途负责，缺少对教师负责对学生负责的意识。他们把官场的那套御人之术玩得烂熟，既打击异己，又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学校成了这些人的独立王国。
    而在现实生活中能成为好校长的，大多是因为其自身就是有思想有个性的教育行家。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教育理想，努力排除世俗功利的干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现行体制的羁绊，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事业。
    至此，该给好校长一个明确的定义了。他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学识渊博，思维敏锐，对“教育”的内涵、实质、真谛有清醒的认识；他应该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公平、公正，熟知并能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长处，为每个员工的事业发展搭建宽敞的平台；他应该有敦厚长者的胸怀，宽以待人，作风民主，以人格力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如果能用这样的标准去选择校长；如果每个校长都能用这样的标准自励；如果选择校长的“路径”更科学更合理；如果校长负责制不至扭曲变形；如果教师（教代会）对校长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乃至能够弹劾罢免不做为、不称职的校长，那么，好校长不会是少数教育修养高深、有高尚人格的人的专利。良性的机制必将催生大批滤净了官气、有高远事业追求、有真正人本意识、敢作敢为的好校长，教育的春天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紫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