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 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 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 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