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论文发表与被引状况分析

－－以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作者为观察单元

　[摘要] 本文通过对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作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79-2006年）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2001-2005年）的发表和被引情况状况的研究，分析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现状，以求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评估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学科评估 ，CNKI，CSSCI，发表，被引
　　

　　前一篇文章以新闻传播院系为考察对象，本文则以这12所院系的作者为考察对象。12所高校样本选择和发表、被引文献数据采集等情况在前文中已作说明，这里不再赘述。由于这12所院系的作者人数较多，本文为了便于分析，对这些作者进行了选择。选择的标准是12所院系所有作者在CNKI和CSSCI中发表篇数、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的各项平均值，在各项指标平均值以上的作者被选择进行分析。表一显示了适合分析的作者样本数量。本文的分析维度主要是年龄段，以10年为一个年龄段，来说明各年龄段作者发表和被引的状况。
 

　　CNKI中采集了1979－2006年的文献数据，时间跨度为28年，具有历时性特征，可以反映各年龄段作者发表和被引的累积情况和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而CSSCI则采集了2001－2005年的文献数据，时间跨度是最近5年，具有共时性特征，可以反映当下各年龄段作者研究情况以及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CSSCI中原来检索到的被引篇数的数值是各年份的累计篇数，也就是说，某篇文章若在5年中每年被引用7次，而且每年至少被引用1次，那么，CSSCI统计的被引篇数是5篇，而不是1篇，被引次数7次。因为被引次数已能表现引文累计的情况，所以CSSCI原来检索到的累计被引篇数对于分析的意义不是很大了。本文对CSSCI原来检索的被引篇数数据重新进行处理，剔除了重复计算的篇数，这与CNKI中被引篇数的概念相一致。
　　

　　1. 发表状况年龄分布

　　因为文章篇幅的限制，选择进入分析的作者及其发表和被引的详细数据列表在本文中无法刊出，只能由图一、图二来总体表现。
 

　　图一是CNKI和CSSCI中发表篇数平均值以上各年龄段作者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两条曲线走势基本一致。两项指标平均值以上的作者人数都较多集中1940－1949、1950－1959、1960－1968的年龄段中，这说明这三个年龄段的作者在研究领域活跃的人数是最多的。其中1940－1949年龄段的数值在各曲线中比其他两个年龄段略小，这是因为该年龄段作者的研究活跃的人数因临近退休而逐渐减少。而1960－1968年龄段的数值总体为最高，表明这个年龄段的作者目前活跃的人数是最多的。

　　比较图一1939年以前年龄段中发表篇数平均值以上人数后发现，CNKI中有11位，而CSSCI中只有4位，CSSCI中人数出现大幅减少。这其实体现了该数据库的最近5年的共时性特征，该年龄段作者的发表文章主要集中在退休前（大多早于2001年），其数据自然不会纳入CSSCI（2001－2006年）的统计，其超过均值人数必然会减少。这说明1939年以前年龄段的作者最近5年已淡出研究领域。而CNKI中该年龄段的人数依然很多，只比最高的1950－1959年龄段少2人，这同时体现了CNKI的历时性特征，说明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历史进程中，该年龄段的作者曾经是研究很活跃的群体。
 

　　2. 引文状况年龄分布

　　图二是CNKI和CSSCI中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平均值以上的作者人数的统计。4条曲线走势基本一致，与发表情况各年龄段分布相同的是，被引状况中的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平均值以上人数仍然较多集中在1940－1949、1950－1959、1960－1968三个年龄段中，这说明这三个年龄段总体上受关注程度较高。

　　但图二有个趋势与图一发表情况相反，在1939以前年龄段的被引次数平均值以上的人数中，CSSCI有7位，而CNKI只有2位，CSSCI中人数反而大幅增加。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CSSCI收录的被引用文献中除了论文，还包括作者的专著。由于1939年以前年龄段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比编写的专著更具时效性，在他们退休后文章被引用的次数会逐年减少，而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会在退休后仍被不断引用，这样CSSCI中被引次数平均值以上的作者仍会保持一定的人数，而CNKI中的人数将会逐渐减少。1970－1979年龄段的被引状况总体水平最低，其中CSSCI被引次数平均值以上的人数是0。从该年龄段被引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该年龄段的作者编写的专著普遍较少，影响了CSSCI的被引次数。

　　3.发表篇数和引用篇数平均值分析
 

　　图三是CNKI和CSSCI中发表篇数和被引篇数各年龄段的平均值。可以清晰看出CNKI中的平均发表篇数曲线和平均被引篇数曲线总体处于图中较高位置，而CSSCI的平均发表篇数曲线和平均被引篇数曲线总体处于图中较低的位置，这表明CNKI的文献数据库总量是大于CSSCI的。

　　图中4条曲线的走势也很一致，所有曲线的最高值都集中在1950－1959年龄段的作者群体，无论在28年的历时性考察，还是最近5年的共时性考察中，该年龄段作者的学术活跃程度和受同行关注的程度都是最高的。

　　在CNKI平均发表篇数曲线中，1970－1979年龄段的走势突然上升，这是因为该年龄段进入分析的只有一人，而其个人的发表篇数是高于1960－1969年龄段的平均值，也就是说，他个人的学术活跃程度已达到1960－1969年龄段作者的水平，但其个人发表篇数还不能代表其所属年龄段的水平。实际上，从图中该年龄段另外三条曲线的来看，其CNKI平均被引篇数、CSSCI平均发表篇数和平均被引篇数的数值都是各年龄段中最低的，这说明该群体学术活跃程度和受同行关注程度都是最低的。

　　4. 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平均值分析
 

　　图四是CNKI和CSSCI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的各年龄段的平均值。一般来说，被引篇数可以说明作者发表的论著中有多少被别人关注，反映了其论著受关注的广度；而被引次数是说明作者的论著被反复引用了多少次，反映了其论著受关注的强度。图中发现，CNKI和CSSCI的平均被引次数曲线比较陡峭，尤其是1950－1959年龄段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达到最高值。这说明该年龄段的作者的论著受到关注的强度是最高的，并且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而在CNKI和CSSCI被引篇数的曲线中，该年龄段的上升趋势比较平缓，也达到最高值，这说明1950－1960年龄段作者的论著受到关注的广度是最高的，但只是略高于其他年龄段。被引篇数曲线的总体平缓是因为在统计中剔除了每年重复计算的篇数，而不像被引次数重复计算，这样1950－1959年龄段的被引篇数每年增长的幅度小于被引次数，因此，该年龄段的被引篇数的平均值就被拉低了，整个曲线走势因为该年龄段（最高值）水平的降低而表现平缓。

　　图四中被引篇数与被引次数曲线的走势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作者的被引篇数与被引次数是成正比的，引用篇数高就意味着引用次数高。但在分析作者个体的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时，发现有两类作者不符合这个规律。一类是教材类作者（尤其是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教材），一类是丛书、辞典的编著者，单篇被引次数最高的作者主要集中在这两类作者群体中。他们的引用次数都比较高，表明他们的著作受到关注的强度较高，但其中有些作者论文发表比较少，这时他们的引用篇数的数值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论著受到关注的广度不高。

　　另外在CSSCI平均被引次数的曲线中，1970－1979年龄段数值为0，这与前面分析该年龄段CSSCI被引次数平均值以上人数的结论是对应的，这是因为该年龄段作者的论著受到关注的强度很弱。

　　5. 各年龄段发表和引文状况中前2位作者分析　
 

　

　　为了清楚表明各年龄段发表和引文状况中代表人物以及其所属高校的分布，表二列举了各年龄段数值前2位的作者，以反映这12所高校中最高研究水平的作者状况。

　　从表二的横向来看，CNKI和CSSCI发表篇数最高的作者都是陈力丹，并且具有绝对优势，其CNKI发表篇数为410篇，是第二位童兵（202篇）的2倍多，而CSSCI为63篇，也是第二位尹鸿（30篇）的2倍多。这说明陈力丹学术活跃程度最高。CNKI和CSSCI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中发现陈力丹和喻国明始终处于前2位，而且两人的数值明显是第3名的2－3倍；并且扩展至第3位时，发现最高值的前3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作者（第3位包括蔡雯和方汉奇），这表明中国人民大学的作者受同行关注的程度优势很明显。

　　从纵向来看，1939年以前年龄段的各项指标的前2位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作者中，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在该年龄段共有8人次（方汉奇3人次、蓝鸿文3人次、胡文龙1人次、甘惜分1人次）进入前2位，中国传媒大学有4人次。可见20年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作者的学术活跃程度和受关注程度都是当时较高的，而且涵盖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包括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

　　在表二1940－1949年龄段中，各项指标的前2位集中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作者中，但这里存在作者人事变动因素。实际上，童兵在去复旦大学之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刘建明在去清华大学之前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二者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与表中的另一位郑保卫都师从于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因此，从目前表明的分布格局中看不出该年龄段中国人民大学作者的优势，但从学术渊源角度来看，表中除复旦大学的李良荣以外都是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师承关系。

　　而在1950－1959年龄段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人民大学作者的强劲优势，表中陈力丹和喻国明稳固于各项指标的前2位，他们各项的数值之和都占到该年龄段作者数值总数的50％左右。

　　表二1960－1969年龄段各项指标中的前2位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6人次）、清华大学（3人次）、复旦大学（2人次）和中国传媒大学（1人次）四所高校中。从作者进入分析的人次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略占优势，但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各项指标呈现多元化趋势。

　　表中1970－1979年龄段各项指标前2位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3人次），清华大学（3人次）、中国人民大学（1人次）和武汉大学（1人次）四所高校中。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在30岁左右的年轻作者中占明显优势，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在其他年龄段的优势没能在这个年龄段中体现。

　　从表格中各高校的总人次来看，中国人民大学28人次，复旦大学10人次，清华大学10人次，中国传媒大学5人次，武汉大学1人次，其他高校未能有作者进入。

　　6. CSSCI单篇最高被引次数的文献分析 
 

 

　　由于CSSCI的被引文献数据库中收录了作者的著作数据，因此，本文选取其中的单篇最高被引次数来表示某个作者最受关注的文献。表三列举了单篇最高被引次数20次以上11位作者的文献。可以清楚看到，其中教材被引的比例最高（占55％），教材的单篇最高被引次数也是最高（129次），教材中又以传播学理论为最多，这一方面说明这些教材的影响力很大，另一方面说明了引用这些教材的研究者的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另外，作者论文的单篇最高被引次数一般不超过5次。单篇最高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陆晔与潘忠党合作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发表在我国台湾的学术刊物上）。这说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者的总体论文质量也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在以年龄段为主要维度对12所新闻院系的作者进行分析后发现，1950－1959年龄段的作者总体上是目前学术活跃程度、受关注广度和强度最高的作者群体，1939年以前和1970－1979年龄段的作者学术活跃程度、受关注广度和强度总体低于其他年龄段。这12所高校新闻传播研究水平最高的学者主要分布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定优势。

　　由于篇幅，本文只将对作者考察的维度局限在年龄段，对于其他维度，如年份维度、作者单位维度、研究领域维度等的分析将在另文中阐述。该文的研究力求以这12所高校的分析为基础，对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状况做某一方面的探察，为其他更深入和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考。

　　原文刊登于200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